李振纲教授谈中国传统哲学研究方法：经典文献是研究的根基与灵魂

近年来，“中国传统哲学研究方法”再次成为热门话题。 2019年12月28日，来自中国人民大学、中山大学、山东大学、河北大学、华南师范大学、上海大学、湖北社会科学院、上海交通大学、南京大学的十余位专家学者等齐聚南京，围绕中国传统哲学研究方法进行了热烈讨论，并提出了一些具有启发性的观点。

经典文学作为文化研究的对象和哲学创新的源泉，无疑是研究的基础和灵魂。 李振刚教授认为，技艺离不开文学，方法则基于对经典的掌握。 研究没有经典作为支撑，就缺乏把握和依据。 杨海文教授反思了不同阶段文学对其学术研究的影响。 在学生阶段，文学是学习的基础； 在编辑阶段，将文献转化为数据库； 在教师阶段，要精读一流的经典。 李尚新教授从学与思的角度分析了文学在研究中的基础作用，认为学与思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。 “学”属于吸收知识的过程，“思”则代表着研究者有时很难在这两方面的创新意识之间保持平衡。 只有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，才能做好研究。

方法论是近年来中国哲学史上讨论的热点问题。 解释的差异本质上是解释方法应用不同的结果。 李振刚教授总结了精读经典的三种方法：直接与经典面对面，同时了解经典本身是有歧义的。 正是因为模糊性，才能够创造广阔的解释空间； 它来源于经典，一部分来源于现实； 读经典要善于抓住核心范畴，善于总结。 杨海文教授认为，文学基础是第一步，还需要进一步的诠释技巧。 在进一步的研究中，需要不断对自己的文献数据库进行重新分类。 每一次分类，研究人员都会获得新的理解并开辟新的领域。 李尚新教授还强调解释学做研究的技巧，认为方法应用的效果取决于研究者对方法的理解，同时遵循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。 做出相应的分析。 罗安贤教授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出发，从“概念分析”和“体系建立”两个方面详细阐释了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。 分析遵循溯源、引用经典、分析批判三个环节； 其次，建立“思想体系”。 思想体系的第一个关键是“内部沟通”。 思想体系的第二个关键是“联想”。“互联”之后还要建立概念体系。主编王建平比较了哲学方法和社会学方法的异同。两者有很大区别，一定要做文献研究，这是他们的共同点，都是解释，但哲学是主导学科，不能停留在解释层面，还应该有思想创新。

写作技巧属于研究成果的表达和呈现。 如果要将要传达的内容以更好的形式呈现出来，就涉及到技巧的运用。 这是每个研究者都不可避免要面临的问题。 杨海文教授从三个方面讲解了哲学文章的写作技巧。 首先，技能始终是个人的。 “子江论语可以与人相处，但不能使人聪明”； 第二，“美丽恒久远”，任何好的成就都来自于长期的坚持； 第三，有方法，加上个人的勤奋。 胡静结合自己审稿的经验，对哲学论文的写作提出了具体的建议。 第一，学术视野要宽广，善于运用不同学科的方法； 其次，文章应有扎实的文献支持，并符合相关研究的规范； 第三，作者要以读者为中心，在写作时尽量将晦涩的概念转化为读者能够理解的语言； 第四，要有自己的写作方法，而不是简单的模仿； 第五，作者必须具有高度的文字感受力和良好的汉语水平。 编辑王建平认为，写作技巧的前提是肚子里有东西，表达必须符合逻辑、符合规范。 文章应避免教科书式的写作。 李尚新教授根据自己的审稿经验，对文章的具体写作规范提出了两点建议。 首先，摘要需要展现文章的核心思想和创新点； 其次，研究综述不能简单地罗列已有的研究。 而是阐述学术界对所要解决的问题研究到什么程度，有哪些观点，可以分为几个方面，现有研究的理据是什么，还有哪些不足，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。

中国哲学的发展是以经典阐释的方式进行的，但中国哲学所关注的问题仍然是终极的。 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中国哲学研究者必须回应时代问题。 李振刚教授认为，哲学史研究要切入实际问题。 做哲学不仅仅是为了表达个人对过去的怀念。 必须带着对当今社会问题的理解和思考，深入经典，在文献中寻求解决之道。 李尚新教授还指出，做中国哲学不仅要研究文本，更要关注现实、服务现代。 学习中国哲学不仅是学习中国哲学史，更是构建当代中国哲学。 对生命本身的哲学思考，以及哲学对生命意义的揭示，才是终极关怀。 杨海文指出，研究者需要有历史感。 有了历史感之后，还要回到现在，同时，还要对古代文献怀有深厚的感情。 只有这样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代代相传。 人文关怀。 朱成教授立足中西古今的宏大视野，从五个方面阐述了中国哲学的学术关注。 首先，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问题。 对传统哲学的研究绝对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个人兴趣。 传统哲学研究需要回应时代问题； 有限性和无限性等普遍性和终极性的哲学问题具有超越时空的意义，研究者给出了自己的答案； 再次，学术研究不仅要满足个人历史兴趣，更要解决时代问题。 文学不仅是我们的对象，还是我们解决时代问题的资源； 第四，世界哲学不仅是参考，更是资源。 消化吸收后，我们还应该参与世界哲学的讨论，让我们自己的哲学也能成为世界哲学的资源； 最后，哲学研究要有套路和规范，但如果没有情感，就会失去活力。

李成贵教授针对中国哲学研究中需要处理的个案提出了一些看法。 他认为中国哲学研究的具体表现是学术论文或著作的撰写，一般讨论理论或思想的形成、命题和概念的蕴涵以及理论或思想的本质。 他指出，过去我们习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讨论某种哲学理论的形成。 这当然是分析某种理论形成的基本原则，但显然并不能帮助我们全面理解某种理论的形成。 例如，对王阳明心学的分析，可以用社会学的方法来考察王阳明弟子在收徒、出版语录、处理家务、调解纠纷等方面对阳明心学形成所做出的贡献。 对于命题或概念意义的分析，李成贵教授认为，需要做到四个“拉回”，即把所研究的命题或概念拉回到历史文化体系、思想体系、社会现实中。真实的社会系统，以及身心系统。 真正的社会系统和身心系统是最重要的。 所谓拉回到现实社会制度，就是在当前现实中审视所理解的命题或概念，分析其意义； 所谓拉回身心系统，就是将理解的命题或概念与研究者的身心结合起来，因为我们研究的命题或概念都是与人有关的。 所谓“道离不开人”，只有将命题或概念与身心进行比较，才能形成真正的把握。 对于哲学思想本质的判断，李成贵教授提出了“四种效应”理论。 他认为分析某种理论的本质可以从四个方面入手。 一是“释义效应”。 如果他在一生中重复他的叙述，那么他可以根据这种重复来判断他的思想的性质； 二是“职场效应”，即一个哲学家的观点受到他的社会身份（政治或经济地位）的影响，即可以根据他的阶级属性来评判他。 其思维本质，所谓“屁股决定头”； 三是“生活效应”，即哲学家的生活状况影响思维的本质。 哲学家也是人，人不可避免地有生、老、病、死。 哲学家有健康的也有生病的。 青壮年和老年有很大区别，因此可以根据哲学家的身体状况来判断其思想的性质； 四是“理想效应”，即哲学家除了社会角色之外，还是理想主义者。 社会批判者、哲学家的思维不能完全受到社会身份的限制，更多时候他们突破这种限制而表现出超越性和理想性，所以我们必须关注哲学家哲学思想中的超越性因素或理想性因素。 李教授指出，如果我们能够在中国传统哲学研究中妥善处理好这些问题，那么我们中国哲学的研究就值得期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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